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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米国这个国家流行慈善事业，并且广大的参与度说明，慈善在美国很有民众基础和社会共识。很多人认为，这和美国建国的历史有关。
1620年，五月花号（may flower）载着102名清教徒来到北美，建立了此处第一块殖民地。
他们面对的是寒冬凛冽、物资匮乏，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却发现无瓦遮头，新新大陆人的心里和身体感觉一样，应该是拔凉拔凉的。
据说，当时“只剩下六七个身体还算健康的人”。但是，这些人“心甘情愿、毫无怨言，将真正的爱奉献给了他们的同胞，使得人们最终得以生存下来”。因此，在其早期殖民历史时期，慈善实践就有不少。
也有相应的组织。独立战争之后，终于有了美国，但战争虽然带来了独立，却也带来了种种战争创伤，百废待兴，人们对慈善事业也更加关注。
托克维尔指出，这一时期的美国人“展示了普遍的同情心”。帮助孤儿寡母、从良妓女的慈善组织出现，慈善更重视家庭关系和最需要帮助的人。
到此时，慈善理念和组织还难言其现代性。
19世纪后三十年到20世纪初，掀起了一轮慈善的高潮。1889年，当时的著名富人卡耐基发表《财富的福音》，说出金光灿灿的至理名言“拥巨富而死者耻辱”，成为当时乃至后世众多富豪们的座右铭。
洛克菲勒也随后苦口婆心地指出，“富人愿意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回馈社会的时代到来了”。
1901年，卡耐基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，在纽约市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。
1911年和1913年，卡耐基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相继成立，到卡耐基1919年去世时，他已经成为美国最慷慨的慈善家，总共捐赠了3.5亿美元。
先后在美国捐建了1412座图书馆，在英语国家共捐建了2500多座。洛克菲勒则“再接再厉”，持续捐赠，其临终前也成为了当时最大的慈善家。
必须要说，慈善理念和慈善组织的现代化历程，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密不可分。
这一轮慈善高潮和慈善现代化趋势，其来有自1873年，马克·吐温发表了一篇小说《镀金时代》，形容这个时代在浮华奢靡的泡沫背后，是铜臭的腐烂和社会撕裂。
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美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。1894年，美国工业产值达到95亿美元，是同年英国工业总产值的两倍、法国的三倍多。
同时，美国社会转型剧烈，迅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。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，移民纷至沓来。
当时，纽约人口超过1000万，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特大城市。但极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，社会冲突加剧。
在工业化时代，贫富分化加剧，前1%的家庭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。而此时，美国经历了最高的工业事故发生率。
贫困人群的主要问题有看病难、教育难、住房难等。1914年和1915年，纽约市记录在册的肺结核患者每年分别新增了3.5万和2.2万人，其中死亡人数8918人。
他们的治疗花费了公共和私人总计68.7342万美元的健康资金。孩子们得不到教育机会，而且往往14岁就辍学去工作养家。纽约的穷人们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，由于收入低和缺乏保障，常常被房东扫地出门。
动荡的现实使美国精英反思，希望通过制度修补来缓和社会矛盾。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在成为慈善家之前，都是赫赫有名的“铁腕”“冷血”的资本家，媒体称他们是“卑鄙”和“贪婪”的。
他们的“转变”，不得不说，既基于来自社会的压力，也基于对时代的反思。
19世纪中期，史密森学会等的建立，表明其慈善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扶贫济困走向了解决社会问题。1867年，美国有了第一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慈善基金会——皮博迪教育基金。
慈善基金会开始支持探究造成贫穷等社会问题的根源，而不是出资使这些问题本身只得到表面上的、暂时的缓解。
美国现代慈善组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兴起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美国慈善事业又一次兴起。
这个时期，里根经济学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从1983年1月开始，经济持续增长92个月，平均增长率为3.6%。
虽然有个短暂的经济危机，但1991年4月开始，经济又持续增长120多个月，失业率稳步下降，通货膨胀率降到了2%以下。
经济的蓬勃发展让社会更有心有力进行慈善活动，而随着自由主义的兴盛和新技术的助力，“新贵”也在不断诞生。
于是，慈善基金会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。1980至1990年间，家族慈善基金会就新增4117家，超过了之前的综合3110家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涨势更是惊人，1990年至2000年间的新增数13345家。
总体而言，美国慈善事业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发达的市场机制，因此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和较为亮眼的成绩。
从美国来看，其慈善理念的转变对慈善事业的兴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同时也对我们所谓的“第三次分配”有着根本性的意义。
慈善活动的兴起，往往在经济转型期间发生，一部分人“先富起来”，而另一部分人没有能够跟得上，社会整体财富增加的同时，出现了财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趋势，引发了内部矛盾和撕裂。
因此，慈善活动作为分配的补充职能，其实已经脱离了早期的“救急”“救穷”意味，而转向“救世”。对于“镀金时代”的巨头们而言，无异于是一次对人生意义和自身社会价值的再审视和再认知。
事实上，对社会而言也是如此，是一次分配理念的转变，也是一次价值观的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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