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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在这方面，马家庄村民更有经验，组织也相对更加完善。
百户这个单位，本来是个军民合一的编制。紫帐汗国刚建立的时候，郭盖等人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直接抄了书里头古罗马的名字，又参考中原的经验，做了一些改动。当然，在基层这方面，罗马和塞里斯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太多，都是把军事单位和行政单位统一起来。理论上，一个百户管辖的村落，就是提供一个百户的军队。
在古罗马共和制的时候，这种百人队还更为重要，因为它还是个参政的单位。在森都利亚大会上，每个百人队拥有一票的投票权，可以选举执政官、监察官等高级官吏，还拥有最为重要的宣战和通过法律的权力。
紫帐汗国这会儿的学者们普遍认为，虽然那会儿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如希腊人，但这些罗马人对于权力的认识，倒是很透彻。权力的基础是暴力，而投票权则是一种交换，从而让参与者放弃暴力手段，用和平有序的方式商定最后的处置方式。
单个公民的权力相对有限，而百人队拥有投票权，原因其实就是单个公民没有太强的反对能力，但罗马一共就那几十个百人队，一个百人队真的可以让提案变成废纸。所以，才得给他们和平表达意见的平台，和相对公平的程序。
相反，要是这个投票权背后，没有对应的暴力作为支撑，那也就没有意义了。就和现在一些意大利城邦一样，只是有钱有势的人，随便找的招牌而已。连罗马自己，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军队的激增，这种百人队大会的投票，也日渐失去价值。现在的情况，也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行政单位了。
而在实际中，一个百户有多少人，其实是不好说的。对于行政区划的改动，牵扯到一大堆事情，往往很麻烦，因此官府总是倾向于能少干就少干。现在紫帐汗国的行政管理日渐成熟，大家都是按照户籍人口，去参军服役的。从地方戍守军队里挑选野战部队士兵，也不局限于他们来自哪里。所以，人多人少，渐渐也没人去管了。
而马家庄这种五六百户人家的地方，在实际运作中，已经有些太大了，百户一级也难以进行细致管理。不过，他们也有一些自发形成的组织，填补上了这些缺口。
最常见的组织，是被称为“社”的合资小组。这个概念在中原出现的很早，最迟汉朝的时候就有很多记录了。从春秋晚期以来，铁质农具开始出现并且快速普及，耕牛、耕马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，这一方面提高了耕作效率，另一方面也使得耕地需要投入的初始成本高了不少。在单个家庭无法承担的情况下，就自然会有人选择组织起来，合伙购置更先进的农具，一起饲养牲畜，来提高耕作的效率。
到汉朝的时候，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。从当时遗留的简牍看，很多人会选择合伙经营农业和商业，并在祭祀的“社”里进行盟誓，签署合同。这种组织，就被称为“社”或者
“弹”，因此，就有“田社”、“舟弹”乃至“父老弹”（大家合伙出钱让人担任里父老）之类的组织了。
这些结社也对民俗产生了不少影响，《逸周书》称之为“饮食相约，兴弹相庸，耦耕俱耘”。民间习惯于组织合作，经常一起耕种，还时不时一起聚餐。而官府也受到影响，一些合同就是官吏出面公证之后签署的，朝廷的政策，也会加以考虑。
汉武帝末年的时候，为了恢复国力，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，负责改进农业技术。赵过综合当时的技术，提出了“代田法”，在离宫里的空地上实验，获得了成功。随后就在公田和有爵位人士的田地上进行示范，让关中和西北各地的官吏、三老等人，都来学习，然后回去教授民众。这也是历代官府都在进行的标准流程。
不过，当时这种耕作方法，需要两头牛为一组来劳作。一些人没有这个财力，赵过就提倡用换工或者计算工值的方式，把人员和耕牛组织起来。可见远至那个时代，这种组织已经很流行，也被官府接纳了。
这种民间行为，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组织的能力。虽然名义上叫“小农经济”，但这种模式下，民间一点也不闭塞，相反，自发性的组织一直很多，大家也都乐意在闲暇时从事商业和经营性的工作。
反而是汉朝崩溃之后，为了军事和安全问题，人们被迫聚集在坞堡庄园中，才形成了自给自足的、闭塞内向的经济。但这种状态其实很低效，哪怕当时的古人也不喜欢，以至于一些坞堡主自己，在认定天下要太平之后，都想要主动废弃坞堡，回归正常的经济模式。
而在东欧当地历史上，就基本没有过这种情况。首先是因为缺乏技术，毕竟如果天天就靠人力，拿着个斯拉夫传统的木棍农具，那也确实不需要组织田社合作，或者雇佣耕队什么的……
当然，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也很重要。欧洲人也不是完全不会发明东西，他们也制作出一些像萨克森轮犁这样的重型农具。这种犁顾名思义，笨重到需要一个炮车似的双轮架子作为支撑，才能进行移动和工作。
不同尺寸的轮犁需要的畜力数目不同，似乎有八头牛到十二头牛不等，也有四马六牛、四马四牛这种混搭方式，但肯定都不是普通农民出得起的。小一些的重犁，也至少需要两头牛才行。但是，这些农具的发明和传播，没有让当地人形成汉朝一样的合作方式，反而使得有钱的贵族更快地兼并土地。
至于马，虽然马耕看起来是欧洲特色，但从后世统计的数据看，在中世纪，最多也就只有5%的耕地是马耕的。主要原因，还是马太贵了。像栋雷米村的达尔克家族，就被专门记述为“用马耕地的农民”，因为他们家其实挺有钱，甚至能够用马耕地。而绝大部分地方，就算马耕效率更高，大家也用不起，只能用牛、驴，乃至人力，来将就一下。
而且，像英格兰这种落后地方，重犁就没普及过。大家还在坚持祖宗之法，使用一千多年前，古罗马人带来的轻犁。罗斯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，一直得到几百年后，德意志人把他们的耕作法带到伏尔加河流域，才终于开垦了这里。至于当地的原生态斯拉夫人，就没有什么家畜，自己去拉犁则肯定会累死。所以结论就是不犁了，躺平就行。
直到红帐汗国建立的时候，农用牲口都是稀缺的财产。在乌兰军和察罕军对抗的时候，乌兰军曾经下令禁止对村庄使用毒气，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士兵文化水平堪忧，就不会用；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则是一些村庄里有马存在。虽然斯拉夫农民不值钱，但马却很珍贵，不能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们也一起干掉了。所以，乌兰军一般通过扣押人质等温和的手段，迫使村庄与他们合作。不少村民也因此抛弃了更加残暴的察罕军，支持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可以想象，之前都是什么样子。
究其原因，郭康自己怀疑，是不是铁器的问题。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，塞里斯的特殊之处，是那边很早就有了用高炉量产生铁的技术。
农具上的铁，对硬度和耐磨性的要求很高，也非常注重产量和低成本，其他方面的质量就不怎么在乎了，这正好适合早期的生铁。或许就是因为如此，中原地区的铁农具普及非常早，甚至可能早于铁兵器——就像浅层煤矿的排水需求催生了工业时代一样，当地特色铁矿也推动了农业的突飞猛进，算是通过极为低劣的铁矿品质硬逼出来的……
而这些技术，也给新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基础。战国时代的各种快速发展，和这些技术的出现应该也是相互推动的。这种组织能力，在军事上自然也有很多好处。
哪怕如今在这里，也能很容易地看出来，那些平时就习惯了各种有组织活动的人，也可以更快地适应战争。在战场上，他们的纪律性和反应速度，也远胜于浑浑噩噩的欧洲农民，和反应起来总是莫名其妙的市民。细想起来，除了经常性的训练，应当也有这方面的因素。
这些习惯，也会进而影响当地人的性格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大概就是如此吧。
像马家庄这边的村民，就在一代人的不断尝试中，养成了根据需要，随时进行自发组织的习惯。郭康之前觉得，对于传统农业社会，这段时间似乎并不算长。但从这里的情况看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让他们的思维产生了变化，相比邻居们要活络不少。
像组织耕队、出租牲口，还有雇佣手艺人从事专门技术工作，都是村里常见的活动。相公庙村的举措，好多也都是跟他们学的。
这些人的主动性，也比邻居们更明显一些。一方面，他们只要感兴趣，做什么都很尽力。即使自己的庄子算不上这边最富裕的，村民们也很舍得在关键地方花钱。他们会主动挤出钱来，增设学校，雇佣先生和教头训练子弟，希望能借此打好基础，在之后军队内部的竞争中获得优势。
而另一方面，他们在其他问题上，也会非常积极。大家都知道相公庙村的特殊地位是从何而来，一般也不怎么和他们竞争，但马家庄的人就非常“上进”，一直对此不服气，觉得无非是他们村子运气更好，换自己上，一样也能做到。
因此，这些村民就显得既精明，又莽撞而认死理。他们根本不怕和郭家关系密切的相公庙村，经常带头争夺好事；但每次也都挑着时机，有板有眼地向上级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优点，有机会就和柱国家套近乎，拉拉关系。这次，趁他们一家回来，马家庄的人果然又开始行动了。
他们的村长马十柱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健壮汉子，之前在军队里当骑兵军官，现在也没有完全退役，还在地方战团里带新兵。他还会些兽医的手艺，从马术到照顾坐骑之类的技巧，都在教。村里的耕牛队，也有他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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