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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各方相互博弈的，一个人如果有些超过周围人的特质，那么肯定就会想要更多。尤其是这年头，读过书的人基本上人均觉得怀才不遇。哪怕是女人，学习了这么多知识之后，有这种想法，也很正常。
郭康至今还记得，教会里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们，研究和批判程朱理学的时候，抓住的一个着眼点，就是理学家过于偏袒妇女，对她们寄予过高的期待，总是觉得能够通过教化，让她们遵守社会规则。但实际上，教育的水平越高，书看的越多，这些人的欲望和野心就会越强烈。
然而，理学家们人均好为人师。自己的哲学水平不怎么样，却天天想着教化这个，教化那个。但人的本性是不可能这么改变的，所以最后，他们肯定会自己毁灭自己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话也不算错就是了……
不过，理学家喜欢说教化，与其说是他们的某种特性或者创新，不如说是孔夫子以来的惯性。可能是因为本身就是开学校的，所以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万事不决说教化，都形成路径依赖了。
但是，不教育的话，目前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。希腊哲学家们，其实也拿不出好方案来。
之前狄奥多拉说的，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意见。在这方面，她确实没有故意偷换概念或者掺私货。只不过，基于这个观点，柏拉图提出的结论，她就没有说出来了。
按照《理想国》的记叙，这个理念最后推导出的结论，是应该取消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，解散家庭关系，男女之间完全自由组合。所有儿童也都归公有，由城邦统一抚养，不用关注孩子的父母究竟是谁。柏拉图认为，这应当是社会发展到最后，最为完美的形态，理想国或者说乌托邦，就应该是这样组织的。
这个结论，郭康没跟着老师学习希腊哲学的时候，就已经很熟悉了。在他之前那个时代，要求家庭解体和社会化抚养，也是很常见的声音。虽然在那会儿的人看来，这应该是某种很先锋、很进步的观念，但其实它们一点都不“新”，也就比孔老二晚一点……
对于反对者来说，理由也很好找。毕竟希腊人乃至整个欧洲人，其实都没搞出多少新东西。折腾了两千多年，还是这一套理想在来回换皮，让大家用不同的方式，翻来覆去地论述，这创新性还不如理学家——人家至少更能编。
可以说，从本质上来讲，欧洲是没有哲学的。它不断复读着当年苏格拉底他们的话，其过程中整个理念没有任何进步。
所以，狄奥多拉也只说了其中的一个案例，没有说最后的分析结果。说出来之后，别说其他人肯定不接受，她自己估计都不怎么认同。
——别的不说，要是郭康也宣布不再维持家庭，天天和那些姑娘混在一起自由恋爱，第一个急的就是她。到时候，估计还得抱怨，这解散家庭怎么解散到她自己头上来了。
所以，这种话，实在是没法说的。她这么选择性地做，郭康也可以理解。毕竟那个结论，他自己都觉得太离谱，也不知道柏拉图是怎么论述出来的。
在他看来，社会道德和随之而来的规则、习俗，并不是某种神秘而虚幻的东西，也没必要非得和天父或者自然法则之类的高大上设定挂钩。相反，这本来就是不同人群最基本需求的体现。
在这方面来说，脱欢讲得同样是对的。
作为一个政权，紫帐汗廷提倡的道德，必定需要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利益，以求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但是，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，时不时会有冲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些出力最多、功劳最大的人，肯定要优先照顾。不管是法律还是社会上的各种默认的规则，都必须这样安排。
而在现在的罗马，功劳最大的群体，就是自耕农出身的成年男性公民。
举个例子，这些人会支持乌托邦里那种社会么？郭康觉得这都不用想。但凡有点常识和社会经验，他们都会对此嗤之以鼻。因为柏拉图倡导的男女自由组合，对他们来说，是没有好处的。
所谓自由竞争，带来的结果，往往是垄断。
什么样的男人最受欢迎，郭康其实不太了解。但他知道，目前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，就是说书老罗的老师、那位施老先生，整理的江湖话本里，总结出来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“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”五个字。
而这几个禀赋，大部分都是和作为国家根基的普通公民，没什么关系的。
战争和耕种，是维持国家的基础，但这些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。训练、行军、挖土、修水利、开垦、田间劳动……都要经受风吹日晒，雨打霜侵。当年大禹治水，最后都搞得胼手砥足、瘸腿偏瘫。传说里的首领都如此，何况普通人？哪怕是个帅气小伙，这么折腾几年，也会变了样的。更何况，干正事的人往往都忙得很，哪有心情天天再去哄女人啊。
绝大部分普通人，都是这样生活着。没有多出众的样貌，也没有精力去打理，平日里也没什么情调。如果没有一夫一妻制度进行限制，那么女人肯定会集中到少数最受欢迎的男人周围，和这些人就没多大关系了。
但这样的结果，等于谁干活谁倒霉，那自然也是维持不下去的。而他们的谈判筹码也很简单——根本不用理会那些哲学说教，也不用管女性是否有随时选择伴侣的权力，因为人家手里有刀。
所以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随着战争烈度的提高，和动员能力的提升，从春秋到战国秦汉，法律和社会规则越来越保守了。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，非法纳妾和通奸之类的行为，能严重到判处死刑，让绝大部分女人在法理上，无法和上层男性产生关系。
同样，也有说法认为，儒家之所以越来越保守，不是经义改变，而是人改变了。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传播成本的下降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。是这些下层儒生带来了他们那个阶层的立场，主动选择了保守的经义；而不是经义自己演变发展，变得保守了。
而反例也是存在的。最着名的例子，就是罗马的公民兵日渐瓦解之后，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开放起来，最后到了荒淫的程度。罗马城的奢靡银乱，深深刻入欧洲人的记忆中，被教会屡屡提及，以号召人们保持节制。甚至反复以各种形式，出现在文学作品里。
所以，单纯讨论社会应该保守还是开放，哪种状态更“先进”或者更“好”，其实都是没什么意义的。因为这就不是一个哲学问题，而是不同阶层的博弈——当然是谁赢了，就说谁好了。
反过来，如果社会制度和各个阶层的力量已经改变，那强行改变政策，其实也没什么用。
脱欢说的奥古斯都曾经的法令，也是存在过的。那时，罗马的社会风气已经出现了变化，在社会上层中，出现了不结婚、生育率下降的问题。
一般来说，生育减少，是因为下层民众无力提供足够的资源养育子女，但罗马的问题，在社会上层也出现了。
因为贵族权力的下降，联姻的需求随之降低了。而且，由于生活富足，他们不需要子女照顾，也能在奴隶和仆人的照顾下过完一生。罗马妇女的地位也比希腊社会中更高，上层妇女拥有财产，不需要男人来养活，也能够自行出席社交活动，因此结婚的意愿也下降了。
奥古斯都对此深感忧虑，希望用法令扭转这种情况。除了奖励生育，抬高多子女母亲的地位，还想了各种方法。
奥古斯都认为，家庭的稳定是生育的前提，然而当时的罗马上层热衷于离婚，有些贵妇甚至一年就要换一个丈夫。为此，他制定了《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》，规定必须找到七个证人，经过繁琐的认定，并且经过元老为首的委员会裁决，才可以进行离婚。通过故意增加离婚的难度，来试图维持家庭的稳定。
除此之外，他还要求罗马的公职人员带头多生孩子。无论是公民选举公职人员，还是元首任命官吏的时候，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都会优先考虑子女多的人。
罗马的官职有个“休职期”，要求在卸任一个职务之后，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上任上一个，以免出现垄断。而奥古斯都规定，有几个孩子，休职期就可以减少几年。那些子女多的公职人员，甚至可以无缝连任。
同时，奥古斯都还对单身女性额外收税，并且剥夺老年单身女子的继承权，没收其大额财产。而老夫少妻这种不利于生育后代的“非礼”婚姻，也在制裁范畴，这样的家庭，一旦丈夫死去，妻子也会丧失对他财产的继承权。
这些措施，都是他精心设计的，有些方法，在其他文明都能找到同样的例子，不能说不用心。但是，实际效果却依然不好。
塔西佗后来记录说，奥古斯都的法律，并未能使人们对结婚和成家立业感兴趣。上层社会经常通过假结婚及收养子的方式逃避制裁，不要孩子依旧是一种时髦风尚。这一系列努力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
在郭康看来，奥古斯都的努力，都没有针对原因本身，而只是盯着原因导致的现象。这样一来，就肯定有问题了。只不过，那时罗马的扩张已经接近了顶峰，社会的结构也开始变化，他也确实没有办法做什么就是了。
而现在，欧多西娅和狄奥多拉，都是想要获得更高的地位。就这个方面来说，紫帐汗国比古罗马，以及之前的希腊王朝，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。所以，脱欢才能理直气壮地说，已经无愧于她们了。
这种情况下，想再改变什么，也不现实。就像奥古斯都无法改变那个已经接近顶峰的罗马社会一样，脱欢和郭康，乃至大汗与柱国们，其实也无法改变上升期的紫帐汗国社会。而她俩，自然也没有这个能力。
“我觉得，我们也不用过于紧张。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们国家的制度，不会再出一个武则天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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